斑斓，本指玉色绚丽缤纷，人之于玉，或佩戴或把玩，以亲近成其相互滋养。若此逻辑不误，《斑斓志》是一部近距离亲近苏轼的书，感情亲，距离近。作者张炜以七讲串起近130个关于苏轼的话题，建构了一座25万字的迷宫，纳诗词文章、批评鉴赏、历史勾陈、世道人心于其中，千门万户，五彩斑斓。
与习见的苏轼传记或诗文选集不同，是书话题式的呈现显得新颖而讨巧，毕竟在传主几乎题无剩意的情形下，形式上的创新是值得尝试的。张炜的130个话题，其实很像文学批评史上的“诗话”，比如袁枚在《随园诗话》里就评论过苏轼：“东坡近体诗，少蕴酿烹炼之功，故言尽而意亦止，绝无言外之音、味外之味”，“东坡诗，有才而无情，多趣而少韵，由于天分高，学力浅也；有起而无结，多刚而少柔，验其知遇早，晚景穷也”。张炜不像袁枚这样苛刻，但选取的策略和形式是大体相同的，话题代表不同的视角和切面，进而论其世、谈其诗、知其人、味其神。不过，此前并没有哪一部诗话是专门话说某一位诗人的。
《斑斓志》的话题有三个特点。首先是挥洒着作者厚积薄发的灵感，“一生刑赏”话题下，作者敏锐意识到，苏轼的科场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对其一生有象征意义，东坡宦途在朝廷的赏识和刑罚之下几起几落，果然是“一生刑赏”。
其次是辉映着作者对世道人心的解读，在“醉与醒”话题下，张炜总结道，“如果一个人的醉，有时是沉溺于庸俗的友谊，满足于私情和廉价的情感，那么这一定是危险的，实际上是另一种麻木和沉沦。一朝从厄运中惊醒，会发现那些可耻的背叛者，原来竟是平时的亲近密友……诗人写道，‘人伪相加有余怨，天真丧尽无纯诚。徒自取先用极力，谁知所得皆空名。'这是醒者才能说出的话，当为我们记取。”很难讲这是作者从苏轼那里领悟到的，还是在以苏轼印证自己对世道人心的感悟，如果把苏轼的诗句换作别人比如王维的“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也完全可以成立。
最后一点是凝结着作者借古讽今的意识，在话题“汉语的深处”下，张炜解读了苏轼写给友人李常（黄庭坚舅父）的《李氏山房藏书记》，在北宋尤其是苏轼的时代，雕版印刷普及，书籍供应大增，书籍从难得的奢侈品变为易得的平常之物，可在大好的历史机遇和便利条件之下，苏轼感叹“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张炜联系到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数字化阅读，批判道“他们借助于数字搜索技术，认为一切皆唾手可得，由此以来又何止是游谈无根，而直接就是轻浮的过客，是空心人，诗与思、真理与谬误，所有的一切都与我们了无干系，冷漠变为常态，我们成为知识和思想的势利之徒：用则寻，不用则弃，它与我们的情感，更不用说心灵，真的不再有深刻的联系。”
张炜的130个话题致力于从丰富的视角建构起一个立体的苏轼。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曾设计官员、学者、诗人的三角范式分析北宋士大夫，每一个个体因其在三角之间轻重各异而呈现不同形态，比如王安石属官员型、程颢属学者型，而苏轼属诗人型，但三角范式的好处是告诉人们，士大夫们虽各有偏重，但其余两角也并非可有可无。对于内山的观点，张炜显然是认同的，他多次以《易传》《论语说》《书传》“三大著述”呈现苏轼学者的一角，又以“策论奏议及诏诰”等公文、拟公文呈现苏轼官员的一角。
张炜对苏轼的诗词文章属实熟悉，信手拈来且与话题相得益彰，陆游《老学庵笔记》记有宋代科场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张炜显然吃得上羊肉。同时，书中有一话题“不可套语解东坡”，显示了作者对前人成果的审慎态度，除了在此话题中保守地引用了林语堂《苏东坡传》之外，张炜对《宋史·苏轼传》、王水照、朱刚、李一冰等学者的苏轼传记及诗文研究均未提及。对竞争对手的微妙态度，可以理解为自信和雄心，也可以理解为缺憾。
传记类作品，最难把握的是与传主的距离。远了，看不真，全靠想象弥补，容易失真；近了，却往往只见木不见林，就事论事因人论人，作文www.yuananren.com太落实太着痕迹，没有了想象的空间，容易失神。对于苏轼这类招爱体质的传主，“中国人灵魂的工程师”，人们往往太过亲近，把更多目光投放到他个人身上，讲述他的故事，欣赏他的诗文，领略他的人格，品味他的风神，却忽视了他的时代、他的朋友圈。
张炜在书中多次提到乌台诗案，将其视为苏轼的人生转折点，并专立话题“私语的世界”予以探讨。张炜的理解重点在于因言获罪以及丧失言论自由的恶劣后果，这样的解读，一来说者已多，二来恐多在读者意料之中，很难令读者惊喜。同样是乌台诗案，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一书认为诗案很大程度上与新兴的雕版印刷媒体有关。北宋仁宗朝雕版印刷业全面繁荣，此前的作家比如欧阳修基本是去世后才刊印诗文集的，而苏轼刚好是第一个实现了同时代文学与印刷媒体合作的诗人。苏轼得到了印刷传媒的强力加持，言论重要性大为提高，影响力极为放大。当时的御史台之所以要弹劾苏轼，可能不止是因为他写了许多批判朝政的诗歌这个事实，更是因为那些诗歌被各种媒体刊载并广泛传播这个社会现象，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来影响非常恶劣！“乌台诗案”因此成为第一件以出版物为罪证的文字狱。
朱刚在《苏轼十讲》中则从政治背景分析了“诗案”发生的原因。熙宁年间开始变法时，包括苏轼在内的众多反变法派官员在很多场合包括上交朝廷的正式奏章中明确反对、激烈攻击“新法”，并未被认为有罪，可见当时反对“新法”作为一种政见本身是被容忍的。那为什么到了元丰二年，新法已平稳推进之时，苏轼反而因为诗文里嘲讽“新法”的内容而酿成“乌台诗案”？朱刚认为有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因素需要加以考虑，熙宁九年以后王安石罢相，随后由宋神宗亲自主政，改年号为元丰。由于皇帝亲自主政，变法从王安石主持的可以批评的“新政”，变成了由神宗亲自主持的不可批评的“圣政”，苏轼非议“圣政”、指斥“乘舆”的罪名就无可逃遁了。
当然，以学者内山精也、朱刚与作家张炜比较，本来就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思，不过，若能通过这一比较，有助于建构一个对读者深刻而有启发的苏轼形象，相信不管“关公”还是“秦琼”，都乐见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