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果茨基认为思维和语言不论是在个体发生还是种系发生上都是两条起始于独立的发展曲线，两条发展曲线相交于词义，在词义中思维与语言才融合成言语思维。
斯恩特将两条曲线的相交归结于儿童在“有意intentionality的倾向”下突然发现了词的指向性，而维果斯基认为这体现了一切理性主义的问题，即用理性来解释理性（将有意性作为言语的根源性特点而忽略其发展的自然史和文化史）。相反，维果茨基提出儿童发现语言的象征功能不是突变的，而是通过一系列分子性的变化实现的（复合思维是其中的重要中间变量），即“言语思维有其历史的特征——它服从于历史唯物主义”。
维果茨基认为儿童的自我中心语言提供了研究语言与思维的相交点的现实材料。第一次关注自我中心语言的人是皮亚杰，他认为自我中心语言是自我中心思维到社会性思维的过渡产物，在儿童的现实思维或活动中不起作用，且随着自我中心思维的消失而退化。然而，维果茨基以其实证证据支持自我中心言语是从社会语言（更为原始，只是情感性和需求性表述）过渡为内部心理语言（这才可以成为思维工具）的一种现象。
维果茨基对于早先理论的评价是：“不论是走向纯粹的自然主义（purenaturalism）还是走向极端的唯心主义，所有这些理论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的反历史的偏见（antihistoricalbias）。他们研究思维和言语，但丝毫不顾及它们的发展史。”
此外，在对于教育和发展的关系上，维果茨基也不认同皮亚杰所认为的“儿童通过教学获得的仅仅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以及“教育被视作一种以成熟为基础的上层建筑“。维果茨基认为教学应该在成熟的前面，因为教学是在促进发展这一连续过程中的分子变化,“...儿童并不是这样被教会十进制的；他被教会写数字，进行加法和乘法，解决问题，由于所有这些，十进制的某种一般概念最后出现了”。在教学问题上，维果茨基还强调教授“科学概念”的重要性，因为“日常概念”的获取是自下而上的，而“科学概念”的建构则是自上而下的，"我们的论点是，系统化的萌芽首先是通过儿童和科学概念的接触而进入他的心灵的，然后再被迁移到日常概念，从而完全地改变了它们的心理结构”。